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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决断（第5页）

我看着素描上的“鲁邦”，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女人手握铅笔快速作画的情景。她对这两人的印象到底有多深？她当时是否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可能是凶手与被害人？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女士，核实警方调查书里的目击信息，获取案发当天更多的细节。然而松本女士已经搬离足利市，住所不明，经过多方查找依然无法得知她的去向。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画中小女孩飞扬的裙角。

红色裙子……这个小女孩一定就是小真实。

傍晚六点半左右，有人在弹珠游戏厅附近最后一次看到小真实。之后，河边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被目击到。照此推断，“鲁邦”才是真凶。

县警察局也许这样考虑过，所以才有了那份针对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的厚达一百多页的调查书。可是，这些材料没有作为检方证据被递交庭审。

我向当时的侦查队长提出这个疑问，他说：“不对。那些证词根本不可信。好多内容都是他们随口胡说的，根本靠不住。他们压根儿没记住人长什么样。那个男的说自己亲眼见过这两人，可他关于两人服装、发型的证词几次都有出入……”

我觉得不对劲，可是又没有反驳他的证据，只得作罢，空留“消失的证词”几个字在脑中徘徊。

我返回渡良濑川的岸边，站在吉田先生当时练习高尔夫的草坪上。水泥台阶下的斜坡杂草丛生，有被人踩踏过的痕迹。我想象着酷似鲁邦三世的男人牵着小女孩走下斜坡的场景。

我坐到堤坝上，俯视那个有秋千的公园，整理思路。眼前是一片开阔的草坪，到处可见仿佛会钻出鼹鼠的小土堆。一股久违的青草香扑鼻而来。

没有人看到“骑自行车的两个人”，却有人看到“步行的两个人”。一个主妇看到了在秋千附近走动的两个身影，留下了一张素描。如今秋千的座椅已经没了，只剩一个蓝色的秋千架。案发之后，鉴定人员在这一带用石膏提取了足迹……想到这里，我灵光一闪。

我立刻奔向车站，乘坐东武铁道的特急两毛号列车返回东京都，在车上拼命回想着某个影像里的画面。日本电视台保存的“足利事件”相关材料我都看过，在案发地周边询问的刑警、交通盘查的情况、现场的航拍、提取足迹的鉴定人员……但我好像在这些影像里错过了很重要的东西。

一回到台里，我直奔报道局，冲到存放录像带的柜子前快速翻找起来，终于找到一卷录像带。我将录像带放入播放机中，按下了播放键。

画面中出现的就是那个公园。那时已是案发数天后，禁止入内的黄色警示带在风中摇晃，秋千还在。警察手持警棍在巡逻。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立式告示板，是专为寻找目击者而设的，上面有小真实的面部特写与她穿红裙子的照片。镜头顺着告示板上的文字慢慢下移，我握着遥控器，按下了暂停键。那块告示板上写着：“小真实曾经从这里走过，有印象者请与我们联系。”

这说明，栃木县警察局有一段时间的确认为松本女士看见的红裙女孩是小真实。录像带外壳上标记的采访日期是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向警方提供证词的几天之后，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证词，警方做出了红裙女孩是小真实的推断。然而，被逮捕的菅家居然供述自己骑车载着小真实，从那一刻起，“步行”的目击证词就变得碍事了。

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材料来质疑“足利事件”。但关于菅家是否清白，我还是无法十分确定。根据我的推论，菅家不可能是凶手，可若他果真清白，当初为何要认罪？难道他在审讯中连一天都撑不下去？我记得供述调查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去年五月十二日我确实杀害了小真实……”调查书末尾还有一个苍劲有力的签名：警察本部刑事部侦查一科H警部。旁边还盖了印章。

“确实杀害了”……

这句话仿佛在我心上扎了一刀。

虽然我认为菅家不可能是凶手，但菅家的确供述过自己杀了人。他如今在上诉中主张无罪，可万一他是个摇摆不定、充满妄想、自相矛盾的人呢？我贸然做一个本来难度就很高的冤案报道，是不是太草率了？

报道冤假错案的记者和媒体本就少，更没有记者会去追踪一个已经尘埃落定的判决。这样的调查一旦开始，就意味着要跟逮捕嫌疑人的警察、起诉的检察官、判刑的法院对抗。

这类案件的采访调查也极其艰难。采访逮捕方和起诉方，得到的回答都是套话——“没错，他就是凶手。”“我们对侦查非常有信心。”采访被逮捕方更是困难重重。即便最终报道公之于众，也会成为“不靠谱的新闻”，因为知名媒体手中的消息大多来自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