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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安汉当年一触龙（第14页）

萧惟信却认为契丹本以弓马立国，对不听话的蛮夷，自然不能客气，更质疑萧禧是含沙射影的指责他在镇压叛乱时，过于残暴——唐康曾经听说，萧惟信曾因阻卜某部族迟交赋税，将满族两千余口，男丁全部杀死，女人与小孩，全部用马活活踩死，还强令着几十个部族头领去观看……

萧惟信请求将汉族事务划归南枢密院、南宰相府管辖，将中书省虚设，以“减少冗官”，节省用度……

萧禧却坚决反对，以为“汉俗不与国俗同”，虽“三族一体”，但依然应当“以汉官、汉俗治汉人”……

萧惟信大赞辽主武功过于唐太宗，中兴大辽，劝辽主以“四海来朝”为志向……

萧禧却上表说“强邻环视”，要辽主“通好于南朝”，“不可复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视之”……

总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唐康知道萧禧曾经数次使宋，对宋朝之认识，自然远较于其他官员为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虽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当中，便算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视为“文官”之首领。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萧禧与北面林牙承旨赵思茅、翰林学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极力主张维持宋辽通好的——那赵思茅与室得臣，亦非寻常大臣，据说近几年辽主之圣旨，十有八九，都是这二人主笔，凡有军国大事，辽主都会先征询他们之意见。

但萧禧等人对契丹朝政的影响力，却在这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唐康一直认为萧惟信只不过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战争，以牟取更多的权力与功勋——对萧惟信这类人而言，他的权力、功绩、财富，都要靠战争与抢掠来满足，但从唐康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契丹内部，萧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国力欲是恢复、兴盛，这类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几年前，契丹的新贵们还能从宋辽贸易中享受极大的好处之时，萧禧们还能压制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之徒。但这几年间，契丹国用日渐匮乏，金银缗钱，要么流入大宋，要么被贵人用来修建佛寺，眼见国内百货腾贵，民怨四起，身为南枢密使的萧禧免不了便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辽主重新统一辽国以来，契丹几乎每战必胜，军力强盛之下，越来越多的契丹贵人，开始怀念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的时代……而对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辽国交纳岁币，更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一段时间内，只是惧于宋军大败西夏的强大，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宋军在益州颜面尽失，熙宁十七年以来，国内危机不断，千疮百孔，久怀不满的契丹贵人们，几乎都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候。

这一次辽国极力主张南侵的，除了南府宰相萧惟信以外，更有夷离毕韩何葛、北院宣徽使马九哥等重臣——这韩何葛乃是渤海人，而马九哥则是汉人，即是说，契丹国内主张南侵的势力，早已不限于契丹人。其势力之强大，绝非萧禧和他的那一班“文臣”可以相提并论。毕竟，契丹与大宋不同，契丹文臣的地位，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唐康心里抱的指望，是辽主耶律濬与卫王萧佑丹还能够保持清醒，唐康到大名府虽然不久，却也已了解辽主的关键。辽主耶律濬在辽国威信极高，其权力亦非大宋朝之皇权可以相比，是战是和，最终还是决于他之口。而在辽国，最能影响到耶律濬的，无疑便是卫王萧佑丹。唐康虽然并不知道详情，但他亦隐约了解到一些，石越遣范翔使辽，其中另有隐情。

他表面虽然做出一副很认真听范翔分析的神色，心里面却并未太当回事，他只想从范翔的言语神色当中，得到一些他的秘密使命是否成功的讯息。

“……重臣各持战和之策，人心未一……”

范翔继续在口若悬河的分析着契丹国内的形势，说着唐康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唐康眯着眼睛望着这位“告哀使”，心里面也在揣测着：他的语气如此肯定，究竟只是出于他那一厢情愿的乱猜，还是另有所据？

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措——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后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此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挚，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的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焘、沐康，颁行“盐债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