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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贺兰悲歌（第6页）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的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既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著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著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做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疯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姓得到好处，而陕西路的官府还能够运转，西夏亦无边境之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坚持？

一个敢于在王安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对于自己的官运，是不会太在乎的。

刘庠偶尔会忧心的是，如果自己与石越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这种忧心往往只会一闪而逝，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转运使明日就会来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会放弃今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