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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贺兰悲歌（第18页）

石越微微叹了口气，侧过头去，却见潘照临微微睁开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心照不宣的交换了一下眼神。朝廷加这个尾巴，内里涵义是十分丰富的。一个马政，不知道牵扯上了多少官员，虽然白水潭会议辩论失败，让皇帝下定了决心，而那些既得利益者迫于舆论，亦不得不退步，但他们毕竟不肯轻易吐出这块肥肉。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立马就将汴京、江南、蜀中那财大气粗的富商们挡在门外，从而除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一定是自信在陕西路内，无人能竞争过自己。而只要马场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经营得好，利益是自己占了；经营不好，则是石越的马政改革失败。到时候推动重来，又可以吸吮国库的钱财。而在皇帝方面，肯定也不愿意见到江南的富商们到处伸手……

“还真是敢小看我石某人啊！”石越在心里冷冷的说道。“只要准了马政改革劄子，此事便操于我手，我还不信陕西这么大地方，还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来经营马场。”石越是绝不能容忍马政改革被破坏的——将牧马监转为大规模的马场，在石越而言，也不仅仅是改革马政这么简单，这还是他雄心勃勃的改善整个陕西生态环境计划中的一环。陕西的疲弊，除了当时现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千余年来的过度开发，耗尽了陕西的元气。在石越看来，将陕西由农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恢复陕西生态的关键。熙宁年间的陕西，相比起一千年后的陕西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将保护生态的关键地带，逐步转变为牧场，防止农业带来破坏，留给子孙后代的陕西，完全可以重现它“天府之国”的美誉[115]。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良现在所耗费心血而努力的，还不仅仅是百年之计，而是千年大计！

“学士事先已有钧令，凡涉嫌沙苑监案的家族，要尽量避免让他们竞拍下牧马监。”陈良无奈地苦笑道：“但将这些人排除之后，学生却发现，整个陕西路，竟找不出几家有资格又愿意来竞拍马场的人家了。陕西一路的风俗学士是明白的，清白持家的士大夫的确也有许多，但是大多不喜货殖，讲究的是诗书礼义传家。让他们力耕、垦田、淤河、兴修水利，他们不会后人，但是让他们从事货殖、经营马场，却是多半不屑为之。且平心而论，最适合经营马场的几家，反倒是与沙苑监案有牵涉的几个家族……”

石越听到这些话，虽然明知是事实，脸却不由自主似的沉了下去。

“子柔的意思是，我绕不开这些人？”石越冷冰冰地问道。

“学生是以为，至少，学士绕不开卫家。”陈良并没有因为石越不喜而有所畏缩，照样直言不讳。

“啪”地一声，石越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上，桌上茶杯乱晃，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陈良毫不退缩，一双眸子直视着石越。

潘照临微微睁开双眼，望着二人，半晌，方淡淡说道：“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行大事者，岂能无容人之量？”

“是容人还是藏污纳垢？！”石越讥讽地说道，“卫家不过一土财主，凭什么便非得俯仰其鼻息？”

“为行大善，有时候必须忍小恶。”潘照临道：“且公子所言差矣，卫家非土财主可比。且不论其家世背景，单是卫棠与《秦报》今日之影响，便不可轻视。汴京之人，能视桑家为土财主否？”潘照临说话全不客气。

石越转过头，久久注视着潘照临，心中实是恼怒异常。但即便是盛怒之时，他心中也有一丝清明，知道自己恼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李、陈二人，说的都是事实。这等事情，若是才来那几年倒也罢了，那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尚且要战战兢兢，每晚睡觉之前总要“三省吾身”——不过省的是当天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失漏，会不会授人以柄，生怕有半点不妥，自己生死荣辱事小，一腔抱负却只能付诸东流，因此若以当时之心情而论，倒是平常。但时至今日，他以朝廷重臣、宠臣的身份，负安抚一路之重，石越在陕西过惯了一呼百诺的生活，但即便在声望日隆，如日中天之时，面对着极为厌恶的“恶势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在让人心中有如憋着一股闷气，左冲右突，却无处发泄。自己自以为巧思妙策，要将陕西这些地头蛇戏耍一把，不料到头来，还是要寻求与他们合作……

“卫棠！卫棠！”石越恶狠狠的念着，他心中仿佛有个魔鬼探出头来，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调说道：“你有这个权力除去挡在面前的石头。只要你挥挥手，权力、阴谋……没什么不能绕开的，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应当是他们怕你，向你妥协，而不是相反……你应当向他们展示你的权力与手段！”

人一旦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很难抑制住去使用它的冲动。

使用包括权力在内的暴力手段去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永远是最简单、最痛快的行为。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是最简单、最痛快的手段，便越是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人类极容易沉浸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维持社会良好运转的规则也会被击得粉碎，接下来便是一步一步走向残酷与血腥的相互斗争，报复与反报复。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当司马光要将新党大肆贬斥偏远之地的时候，范纯仁就清醒的意识到，从此大宋的政治斗争将走向更加残酷的方向。而历史亦果然如他所料，恶性的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阻止，从此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也在这党争中丧失元气，最后走向亡国。到了那种时候，既便有程颐这样的人进行自我反省与反思，却也无能去阻止历史的惯性。

除掉卫家只是举手之劳，大规模的铲除陕西所有不顺眼的士绅也不是难事。但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既有的规则下去打击对手，而是依赖于权力与阴谋去打击敌人；敌人同样也会不惮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石越可以对付卫家，别人难道就不敢对付唐家、桑家？

人人都知道旧的社会规则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阻碍到自己时，更加会怒不可遏。但是在破坏了旧的规则之后，又会怎么样？

建设永远都要比破坏难上上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