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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3页）

有一个情况，是我要向读者特别强调的，那就是：根据周汝昌等红学家的研究，曹雪芹是把整部书大体写完了的，八十回以后，很可能还写出了二十八回，一共一百零八回，整个故事是完整的，把他的总体构思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只是还缺一些部件，比如第七十五回里的中秋诗该补还没补；也有一些毛刺没有剔尽，比如究竟把王熙凤这个角色设计成有两个女儿（大姐儿和巧姐儿），还是一个女儿（大姐儿就是巧姐儿）？看得出最后他的决定是只有一个女儿巧姐儿，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统稿，没把前后各回的文字完全划一，留下了一些诸如此类的痕迹。于是，程伟元的问题就出来了。他主持印刷出版《红楼梦》的时候，前八十回，大体是曹雪芹的古本《红楼梦》，但曹雪芹的古本《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内容，在他印刷出版的书里，完全没有了踪影，却又出现了后四十回的内容。据他自己说，八十回后的内容，是从挑着担子敲着小鼓的商贩的担子上，陆续找到补齐的。但后来的红学家们经过考证，形成了共识：程伟元是请到了一个叫高鹗的读书人，来续出八十回以后的内容的。高鹗这个人和曹雪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认识，没来往，年龄小很多。他替程伟元把书续出来、形成通行本那阵儿，在科举上还没有发达，“闲且惫矣”，但他是一个科举迷、官迷，后来也果然中举，当了官。他的思想境界、美学趣味，跟曹雪芹之间不仅是个差距问题，应该说，在许多根本点上，是相反的。所以，我现在要再次跟大家强调：高鹗当然可以续书，他续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绝不是跟曹雪芹合作写书的人，把他续的后四十回和曹雪芹写的八十回捆绑在一起出版，是不合理的。

程伟元和高鹗合作出版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去世已经快三十年了。那个时代小说这种东西，当做“闲书”读还可以，当做正经文章去写，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即使写了，也很少愿意公开署名，甚至明明写了，别人问到，还会难为情，羞于承认。所以，就是高鹗续写后四十回这件事，也并不是程伟元和高鹗自己宣布的，而是后来的红学家们考证出来的。那个时代对小说这种“稗官野史”的著作权根本是不重视的，程伟元印书卖书，他显然只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有人爱看，爱买，能赚钱；第二，书的内容显得完整，特别是讲故事的书，必须有头有尾；第三，安全，别惹事。根据这三个原则，他选择了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二三十年的手抄本《红楼梦》来印刷推广，又找到高鹗来写八十回以后的故事，形成了这么一个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高鹗的续书除了将故事写完整，使全书有头有尾外，对程伟元来说，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大悲剧的结局，到最后把悲剧转变为喜剧，这样就比较安全，不至于坠进当时相当严密的“文字狱”罗网里。他们在合作中，为了让前八十回将就后四十回，还对前八十回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上面提到的“程甲本”，是程伟元头一次的活字摆印本，对前八十回的文字改动得还少一些，第二年因为书卖得好，再加印，加印前又改了一次，那就更伤筋动骨了，许多地方的改动已经不是为了“前后一致”的技术性考虑，而是为了削弱前八十回的批判锋芒的政治性考虑。为了他们的“安全”，当然也就顾不得原作者的什么思想境界和审美追求了。这个第二次印刷的本子，后来被称做“程乙本”。这个“程乙本”从那以后一直到二十几年前，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般人对《红楼梦》的印象，也就是对这个通行本的印象。因此，从程伟元开端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通行本，就可以说亦功亦罪，功在于不管怎么说，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流布开了；过呢，则在于使后来的许多读者简直不知道那后四十回根本与曹雪芹无关，而且还大大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

那么，一定有人要问了：程伟元当年用来进行编辑、摆印的那部手抄本，究竟是一部只有大约八十回的古本呢，还是有八十回以后内容的古本呢？他究竟是真因为拿到手的只有大约八十回，觉得不完整，印出来不好卖，才找高鹗合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续书其实是他跟高鹗一起策划、编写的，如果高鹗有署名权，他也该有）弄出一百二十回本子的呢，还是他得到的根本就是有八十回后内容的古本，由于政治性的考虑，才舍弃了八十回后的内容，另张罗出了不会惹事的后四十回来呢？这个问题很难求证。在周汝昌先生与兄长周祜昌、女儿周伦玲联合校订的《石头记会真》第十卷中，收有一篇周汝昌先生的长文《〈红楼梦〉全璧的背后》，通过详细论证，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概括来说，一百二十回印本的推行是一个政治阴谋，是乾隆朝负责文化管制的权臣和亲自过问、安排的，是考虑到这本书既然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加以严禁已很困难，莫若将具有反叛性的前八十回加以改动，然后用“回归正统”的后四十回将其性质改变，这样再在社会上流传，就对统治者无大碍了。周先生的这个判断，值得参考。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无非是强调两点：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要读古本《红楼梦》。

那么，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古本《红楼梦》，究竟有多少种呢？

大体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红楼梦》，有下列数种：一、甲戌本。这个本子的全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公历1754年），那一年曹雪芹还在世。这个本子正文里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句子。后来这个本子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到晚清时候被一个叫刘诠福的官僚收藏。他很看重这个本子，但后来世事沧桑，他的藏书在旧书店出现，上世纪初被胡适买到，但那已经是个残缺的本子了，一共只有十六回（不是从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只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尽管胡适一度认为《红楼梦》价值不高，但对这个残本还是非常珍视的。周汝昌还是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看法的文章，胡适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丝毫没有以权威自居，不是嗤之以“外行”，而是平等地与周汝昌讨论。后来周汝昌知道胡适手里有一部别人都看不到的古本，斗胆借看，没想到胡适竟慨然借予，那就是甲戌本。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不但精读，还跟哥哥周祜昌一起录了一个副本。后来解放军围住北京，周汝昌就主动把书还到胡适家，胡适家里人开门接过了书，没几天，胡适就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到台湾去了。胡适上飞机的时候，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这个甲戌本。

胡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台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适这个大目标上。那时候周汝昌已经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有可靠的资料证明，胡适在境外看到《新证》后，非常赞赏，认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个有成绩的弟子。当时印出来的《新证》上，有对胡适大不敬的言辞，比如称胡适为“妄人”，后来大陆报纸上又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跟胡划清界限的文章，有人告诉胡适，胡适并不在意，他说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仍然对周汝昌的研红寄予厚望。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有些年轻人不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翻出旧书旧文章，觉得周汝昌先生怎么能那样对待恩师胡适呢？这就说明，即使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们也会被表象所蒙蔽。好在当年负责《新证》出版的编辑文怀沙先生在我写这段文字时还健在，他在2006年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了，竟还能坐越洋飞机到美国访问，我有幸在纽约跟他晤面，他对我细说端详：原来，《新证》的书稿是寄给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后，辗转到了他手里的，他拿到看了后觉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时候胡适是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书稿里却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适，怎么办呢？他也来不及跟周汝昌商量，为出书不犯“政治错误”计，就大笔一挥，将“胡适先生”改为了“妄人胡适”。说到这儿他顽童般呵呵大笑，其实他选择“妄人”还是有他的心机的，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罪名里，其实并没有“妄人”这样一个符码，他故意不改成“反动分子”、“反动文人”等字样，而以一个貌似大不恭其实玩笑般的“妄人”，来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适”的指责。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里，该多些对历史情势复杂诡谲的认知了吧？

周汝昌先生自来是个专心做学问的人。在日本占领天津时期，他不去就业，关在家里闭门读书、钻研，这应该是爱国的表现。后来日本投降，中国军队进城了，他非常兴奋地跑出家门，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国人的队伍，还写了文章，刊登在光复后的天津报纸上，里面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句子，于是后来也曾有人向他发难：你为什么去欢迎国民党的军队？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军队接收的是东北的城市，天津是国民党军队接收的。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据时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复以后去激动地迎接中国人的军队，他错在什么地方了呢？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日趋缓和与正常化发展，传媒也开始正面宣传国民党1937年至1945年的对日抗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当年“迎王师”的心情了吧？

但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也确实说明，在中国，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懂学问，却不谙政治，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政治水平”，是否太苛求了呢？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周先生还不怎么紧张，因为他跟俞先生的观点自来不同。俞先生对《红楼梦》大体是当做纯美的东西来欣赏、品味，周先生大体来说注重揭示《红楼梦》的历史与家族背景。他的《新证》里篇幅最大、收罗资料最全的就是《史料稽年》。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新证》一出，毛泽东看到后就是喜欢的，这部书成为他的“枕边书”之一。到了晚年，他更让把其中的《史料稽年》部分印成线装大字本，以便随时翻阅。周恩来总理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文革”时中央系统的文化人全给送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并宣布他们将永远在农村里落户，周汝昌先生当然也去了，却在仅仅去了一年以后，忽然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纸调令，独将他一人调回北京“备用”。这对周先生本人来说自然是个喜剧，对我们后人，特别是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个启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个人命运完全是由政治因素来左右的。

把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难理解，当批评俞平伯的事情发展成为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周汝昌为什么会紧张了。现在某些年轻人查到报纸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就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应该懂得，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下，如果认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观点相同，属于“一类货色”，那么，你就是想写文章“参加批判”、“划清界限”，也未必还让你发表出来。当时周汝昌为什么要写那类文章呢？原来，是毛泽东发了话，要保护周汝昌。怎么个保护法呢？一是派他当时的爱将（带头批判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李希凡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诉他他们将发表一篇批评《新证》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样，属于“同志式的批评”。“同志式”在当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说没把你看成敌人或反动观点的代表。这个安排说明政治家的水平确实高。因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学术观点上并无什么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尽人皆知，胡适连自己的甲戌本都借给他，两人的学术观点关联处很多，《红楼梦新证》就是从《红楼梦考证》发展来的嘛，怎么能绕过去呢？绕不过，那就来个区别于批判俞平伯的“同志式批评”。二是由《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出面，约周汝昌写篇既批判胡适也自我批判的“划界限”文章，保周“过关”。周写了，改来改去难以达到要求，最后由报社加工，终于刊出。这件事反映了当时一个不懂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幸运”与尴尬，更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特征，怎么能据此得出周“忘恩负义”、“投机”的结论呢？拿这些事去攻击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人品”，显然，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